几个“造反”大笔杆子的下场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
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
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
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
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
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随山东出版界的领导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到德州开会，当晚德州地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请与会代表吃饭。席间他谈到，前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德州，商量将关锋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为德州是他的老家。组织部文件规定：一、关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有公民权，享受正司局级待遇，以此标准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宴请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请他吃饭。
德州方面同意后，关锋的妻子周英先来德州打探情况，因为德州还有关锋的前妻和儿女，周英认为两拨人马在一个地方容易闹矛盾，不方便。回京后，她找组织部，坚决要求留在北京。最后组织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关锋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关锋晚年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
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对学部运动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是写在学部党委给上面的一份报告上：“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
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吴传启和林聿时在发言中说，在历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达的镇压时，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支持尹达一伙，他们则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张际春则说工作组与吴、林等一样都是支持尹达的。
我当时参加大会，误认为吴、林说的是事实，还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后来，工作组的会议记录等材料曝光，证明吴、林说的全是精心编造的假话，他们与工作组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傅崇兰将此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吴、林等人开始怀疑，觉得他们的品质有问题。
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
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
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我逐渐觉得吴传启、林聿时的品质太坏太可怕，萌生了与他们决裂的念头。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兰与我们几个人商量与他们决裂时，我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定我代表历史所参加这个组织。
我记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队长杜书瀛（文学所）、指导员邹永图，我被安排当了副指导员，同时兼任历史所红卫兵支队的队长。其实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不多，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协助傅崇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
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靠着关锋的支持，吴传启、林聿时利用红卫兵联队，同反对他的红卫兵总队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
为此，张显清和我都认为，在我们正式向林、吴发难前，我们应该向戚本禹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说明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不得已向他们发难的苦衷。由于我们所文革小组内部几个人和部分群众不同意与吴、林分裂，一旦我们发难，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和我们一派的群众也就分裂了。这一点我们都充分估计到了。
傅、张和我三人在分析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后，决心不惜分裂，带领一部分群众向吴、林发难。为此，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
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
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林的，我们也拉队伍反吴、林，我们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们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我们存有戒心，二是我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我们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潘梓年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绝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
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
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的，而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前来投靠，我们便占了上风，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先是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再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
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吴敬琏、黄范章，历史所的赵国华、陈有忠等。在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广播之用。
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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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的那匹领头马